全球化开启的不仅是经济和技术互通的国际新航线，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社会文化和思维意识层面的交融，对我们而言，似乎更加可触可摸。新春前夕，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登坛中外名家系列讲座中联重科分场，以跨文化视野，向湖湘企业家诠释了一种更具观瞻性的全球化时代。

名家语录

“全球化”不仅是一种时髦话语，而且是文化经验本身。它既建构虚拟的网络空间，也具体“再现”一个异国他乡的拟真空间，显示出对我们无可回避的冲击力。这种经验是信息和资本流动带来的一系列新“状态”的表征。

思考“全球化”的关键，是破除对“全球化”浪漫、一厢情愿的理解，否则，我们难以脱离“冷战”时代的思想封闭症。

A　全球化与新《六“国”论》

文化学者张颐武研究认为，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六个“樊篱”的突破，这六个“樊篱”即是：资本、人口、商品、技术、信息、意识形态。六大要素由离而聚的故事，颇似现代版的《六“国”论》。

张颐武发现，中国面临的全球化，以国际资本在财产及金融领域的加速涌入拉开序幕；经由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人口流动绿色通道建立、各种商品合法甚至非法的跨国交易、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全面深入，以及因特网引发的全球信息即时交流与共享推波助澜。在较为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全球反恐”成为各国政府认同度最高的共识；在社会生活中，从中东、亚洲到欧美，可口可乐、Dior和路易威登的消费者不分国籍，遍布世界各地。

张颐武研究认为，“全球化”促进人类经济、文化和民主发展，显示出人类生活的活力；但亚洲金融风暴及危机全球市场带来的混乱，却也给“全球化”的浪漫者泼了瓢冷水。他指出，全球化本质上具有双面性——既促使世界资源和财富再分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巨大的期待和前所未有的发展可能；也会在文化和社会领域加剧国际间不平等，导致新的冲突与危机。

B　政治“权杖”与软实力冲突

国家间冲突从领土的政治版图向利润的经济版图争夺的逐步转型表明，一个由政治家独撑江山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与经济集团联手主导世界政局时代的来临。张颐武认为，正是企业的跨国成长与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丰富了政府的执政内涵。

随着经济集团在国家主体话语权的提高，企业的利润要求和责任要求得到双重加剧。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将2000年以前的200年里，全球一体化主要推动力量的跨国公司开拓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全球配置，称作企业取代国家，而在全球竞争中重新定位的转折。这种以营销模式或技术手段取代枪炮，在不见硝烟的商战中获胜的能力，张颐武称其为软实力。

他认为，除了军事和经济这样的刚性实力，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软实力对世界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与日俱增。

除了同时享用数不胜数的相同产品，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国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爱好也日趋雷同。譬如：背包客从欧美蔓延到亚非；一部《黑客帝国》令全球电脑迷同醉虚拟世界；日新月异的麦当娜，更是令全球时尚爱好者耳目常新。张颐武认为，全球化导致文化冲突的余波，正不可抑止蔓延。

张颐武将冲突发生归结为4种力量：消费主义、大众文化、虚拟现实和环球公民。他认为，消费主义使世界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从而导致崇尚节俭价值观转变；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受到冲击，快餐式文化因此风靡一时；信息技术使虚拟现实走向真实，而真实世界的“惟一性”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威性”遭受挑战；因投资和环游爱好导致环球公民出现，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和当地人，在鸿沟和裂痕显见的世界，从相斥走向多元互融。

C　新经济“生死符”与企业家是非论

全球化令地球村百姓有了更多共同语言和爱好，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企业方面，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机遇的同时，更多风险也随之降临。张颐武认为，在全球化的新现实和新环境下，阻断竞争的樊篱已遭裁撤，竞争因之加剧：企业生存更加困难，大企业不转型即面临衰亡。

张颐武发现，进入全球化时代，企业兴亡周期缩短，企业家渴望基业常青的焦虑日重。过去，人们常以“百年老店”来称谓经由量变实现质的飞跃的企业，在全球化的新环境下，福特家族用长达百年才完成的财富积累，微软的盖茨仅用十多年即轻松超出。与福特财富原始积累主要在本土完成相比，微软由于生产外包全球布局，其员工和财富，遍及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地。

企业不仅生长速率激增，其生命也因产品周期缩短而衰亡风险加大。张颐武认为，正是基于这张通行全球的新经济“生死符”对弱者“见血封喉”，客观上迫使企业将创新确立为核心价值，企业也因此不得不摈弃因循守旧，选择永续创新的成长方式。

当企业不再能够靠一成不变的产品永续生存的同时，过去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君子之行，也开始在现实中表现出水土不服。当新产品如流星在市场升起和陨落时，人们几乎来不及细品就得面对新的面孔。这种情况下，话语权和注意力，都成为创造财富的生产力。

在此现实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为使企业更受关注抛头露面，纷纷从运筹帷幄的帅帐走入公众视野。尽管他们为此遭受非议，张颐武却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家的明智选择。

他认为，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软实力更多体现在文化方面，且具有非强制、非量化、非即时特点。为提升核心竞争力，企业除了依靠技术、市场和管理创新，精修硬实力、大炼内功的同时，企业家同时有义务抛头露面，与政府、传媒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互动关系，以树立成熟的社会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影响力。

D　世界看中国“变脸”

全球化时代，世界习惯给各国选择一张生动、富于个性又国际通行的“面孔”，作为时代风向标的美国《时代周刊》选择的中国形象却是影星章子怡。张颐武认为，中国形象，从昔日满面沧桑的大西北老农，渴望读书、令人垂怜的希望工程女孩苏明娟，到年轻自信、执著无畏的影星章子怡，世界看中国的眼光，已从沉重变得轻松，由垂怜变为欣赏。

不管国人是否认同章子怡为“形象大使”，西方人看中国改革开放，却能由章子怡的个人魅力发生共鸣。张颐武认为，章子怡不是一个简单现象，而是一个集合的形象，她的自信、聪明、勤奋和不言放弃，与中国崛起所展现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中国经济三十年持续增长，外汇储备高居世界榜首；昔日经济羸弱的中国能够赢得“世界工厂”称号，一如平凡女子蝶变为光芒四射的明星，其付出的勤劳、坚韧和创造力，足以让世界折服和惊叹；中国城市地图，每三个月要改版一次才能赶上建设的脚步，这样的活力与成长速度，足以成为青春中国的写真。

E　“中国梦”解析与轨迹

崇尚精英文化的中国，全球化时代展现的“中国梦”，在张颐武看来，是一部有别传统的“草根”版本。他以当前被热议的傻根、许三多两个影视人物，对中国梦的内涵及变化轨迹进行解析。

《天下无贼》的傻根，是活在自我世界、对外界危险一无所知的小人物，他艰辛打工挣到6万元，带着梦想踏上回乡之路，去浑然看不到个人财富之外多彩而复杂的世界。许三多出自《士兵突击》，与傻根相似，出身贫寒，坚韧而富于梦想，更为丰富的经历使他领悟到看到个人之外，还有国家和社会，从而完成了中国农民从“自在”到“自为”的蜕变。

张颐武以为，从追求个人物质生活改善，到关注这个社会需要关怀的所有成员，正体现了今日中国发展最为重要的价值转型，从“独善其身”变为关爱社群，世界看到中国在告别贫困的路上，出现了一种在竞争中相互慰勉、前行中互相守望的全新力量；一种重构中国发展和奋斗伦理准则和价值标准的和谐之音。

F　“80后”引发新命题

中国文化正在趋向年轻化，新生化正逐步成为文化的象征。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中国孩子因为比较普遍地使用了全球化的育儿产品“尿不湿”，张颐武因此称这一代年轻人为“尿不湿一代”。他认为，“80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成擅长中国历史上民间财富积累最丰裕的年代，是中国首批普遍有财产继承的年轻人，同时又接受着中西文化的熏陶，具有多元价值观。

张颐武研究发现，“80后”对传统的“叛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上，表现自我的想像力甚于表现社会的生活；经济上，重视财富的分配甚于重视财富的积累；社会角色上，关注人类普遍问题甚于关注中国特殊问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可能更趋西化，而对国学的痴迷程度却又可能盖过父辈。

张颐武认为，中国“80后”与同时代西方社会年轻人几乎很少有距离：一样喜欢冒险和游历，是星巴克的常客，喜欢爵士或者R&B，不惜为自由和自在频繁跳槽甚至辞职。这些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年轻一代新的个性化特征，对于“80后”的老板而言，无疑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命题。因为他们是中国能够真正有财富可继承的一代，他们因此更懂得也更有条件合理调剂自己劳动和资本的收益，从而从容游弋于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记者　李杜）

编辑：赵琬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