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Wisma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可持续社会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在环境保护领域，还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根据墨尔本大学的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和沿海地区城市的影响有可能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会引起连锁反应，使社会秩序——如人口流动——发生新的变化和问题。

全海（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教育加以支撑。首先，生态文明教育具有若干特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性特征、形式内容多样化的开放性特征、课堂教学内容不断丰富的多样性特征、多种方式结合的社会性特征等。其次，生态文明教育的路径也有以下若干种：学术科研型生态文明实践教育、观察认识型生态文明实践教育、志愿服务型生态文明实践教育和文化传播型生态文明实践教育。第三，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估对象包括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教育对象，要开展覆盖评估教育主体、以具体指向为目标评价教育内容、以突出内涵为效果评估教育形式、以行动实践为视角评估教育对象。

Andreas Wanke（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能源与环境部主任、协调员）：柏林自由大学开发了一系列的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的工具，以教会学生无论是在实验室工作还是在家庭生活中如何践行节能理念，以技术与沟通的全方位视角解决生态文明问题。生态文明教育最大的挑战在于项目的管理和制定开始阶段的工作规划，希望能有更多生态文明教育的交流平台供全球学者交流经验。

常杰（浙江大学生命科学教授）：生态文明不仅包括文明，还应包括生态学的理论。生态文明需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常杰提出城市绿地是高弹性的奢侈品，单纯的造林不是生态改善的终极解决方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思想基础、文化基础、美学基础、经济基础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

陈跃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20世纪以来的环境保护理论存在若干矛盾与片面之处，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论范式。中国在这其中应如何选择？陈跃红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需要考虑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纵向定位和中国发展的内部现实条件。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实，与之前相关理论的诞生环境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中国自身内部多元化的现实条件要求中国必须立足本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Patrick Regan（圣母大学基奥全球事务与气候政策）：气候变化的起因与带来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治理者政策的失误。圣母大学设立了一个新的，关注全球视野下的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对重大的环保政策保持高度关注。生态文明的研究是自然科学与政治科学的交叉与博弈，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技术的应用支撑和人文精神的教育以及社会科学的系统思维。

孙华（北京大学元培党委书记）：生态文明不仅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包括人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开展了元培教育计划，旨在培养跨学科、宽基础、有素养的博雅人才。北京大学为每一位元培学生配备了高水平的导师辅导其从事基础学习和专业选择，这些老师大多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百人计划入选者、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经过几年的探索，北京大学元培已经探索了若干个交叉学科的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在创新创业、学术研究、公益服务方面建树突出。

郑强（贵州大长）：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人的文明，人类的文明需要大学来创造，需要大学来传承，需要大学来创新。缺乏优秀的教育生态，当地的科技、人才、生态环境难以实现持久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有持续恶化的可能。生态文明教育的全球化视野，也应关注教育的生态文明。

李迪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副院长）：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善于作小的决策，不善于作持久的决策。在城市化进程中开展生态文明的建设与保护，需要有意识地保护人与土地千百年来凝结下的感情。贵州省镇远镇和六盘水镇的经验启示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须严格区分城市与乡村的定位，不能破坏乡村生态盲目推行城镇化，也不能改变城市定位与功能盲目建设所谓的花园城市与乡村城市，但城市与乡村需要共享文明的成果，即现代化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与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

此外，美国圣母大学生物学系副教授Jessica Hellmann，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教授唐亚，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土地与环境副院长Deli Chen，贵州省科技厅陈坚也在生态文明教育分论坛上发言。

专题链接：2014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编辑：安宁